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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难出中南海 上海武警为何发生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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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的爆发,中国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习近平当局连日来不断向地方政府企业发出复工的指令。

疫情现状
为了营造疫情趋缓的气氛,中共官方公布的每日疫情数字也积极配合,连续三天的确诊和疑似感染病毒者人数都在下降。但是,专家们并没有像数字那样配合。

2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发出一条极高语言难度和技巧的形势判断:疫情下降的拐点已经出现,但上升的拐点也出现了。这种判断确实高明,无论最后疫情如何发展,预测都不会错,令人倾佩之至。

相反,2月11日,河南省卫键委主任、免疫学博士阚全程对目前疫情的判断却是:“武汉是爆发期,湖北是流行期,其它省市是流行前期。”其实,这种形势判断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政令难出中南海
自从武汉封城之后,随着疫情扩散至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省市开始实施自保措施,实际上全国各省地区已经出现各自为政的迹象,中共中央政府的政令已经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习近平和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催促复工,11日上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发改委在发布会上推出九项措施,要求企业尽早恢复生产。虽然从2月10日中国各地开始陆续复工,但仍有很多企业宣布暂缓开工,多个省市的交通停运,封路等管制措施仍在持续。

与此同时,当国监委的调查组已经到武汉、对武汉政府高层官员开始问责之际,武汉市长周先旺却仍然“甩锅”中央:

2月12日,武汉市官方媒体“汉网”发表一篇评论,再次推责,文章称:“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建议何错之有?”

地方政府和官员敢于如此强硬对抗中央,反映出两种可能的状态:一是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周市长在高层有人撑腰;二是习近平权威减弱,政令难出中南海。

上海武警异动
今天的另外一个消息,信息量很大。据“央广军事”报导:

“星夜往返!上海武警驱车上千公里运防护服。近日,武警上海总队赴山东日照押运防疫物资。参与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驱车上千公里,顺利将5000件防护服押运回沪,前后总共用时28个小时。这批物资将陆续分发至上海各大医院供一线医务人员使用。辛苦了,武警官兵们。”

这个新闻首先释放的信息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省市已经失去控制,不然上海地方政府就不需要派遣武装部队押运防疫物资,显而易见,这些防疫物资会遭到其它省市武装力量的抢劫和扣留。此前已经发生云南大理扣留他省物资的案例。

其次,重点来了:上海市政府出动武警部队,属于异常的情况,因为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是没有权力调动武警部队的。为什么?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自此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各级公安部门无权调动武警部队。

对于习近平当局收回武警部队的指挥权,中共官方明确公开声称是为了“确保政治安全”。

在“确保政治安全”的背后,是为了防止武警部队参与江派针对习近平政变的再次发生。武警部队作为江泽民的私家军,在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和随后的北京“3·19”政变中,薄熙来和周永康动用的都是武警部队。

武警“一统二分”旧制
中共武警部队其编制和兵役制度与军队大致相同,但与常规军队不同,武警主要是对内“维稳”的武装力量,是以暴力维护中共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一直以来,武警在指挥领导体制是“一统二分”,即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各地公安机关分级管理、指挥,但以“两分”为主。

由于武警部队受中共中央军委与中共政府的双重领导。这种双重体制下,地方上的武警力量,通常受政法委系统及下属的公安系统来直接指挥领导,参与到各地的“维稳”工作中,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的征招和建制管理等,并不直接指挥地方上的武警部队。这就造成政府公安系统对武警事务有较大的话事权。

因此,公安部部长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各省武警总队也由省公安厅长兼任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在实际上造成了武警部队的分权。在周永康当权时期,其曾任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部长,强力介入武警,并将武警司令员首次纳入中央政法委委员行列。这种体制,容易形成另一个强力重心。

武警曾是江的私家军
江泽民刚上台的时期,由于“杨家将”掌控军权,江不得不转而倚重武警,并为此花费巨资。武警在此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一度被海内外呼为“江家军”。

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武警部队总部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主官授上将衔,使武警司令员的级别与七大军区的司令员同级别。1999年新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武警北京市总队十一支队,从此中共加大了对武警部队的扶持。

此前,武警在中共武装部队的体系中本属于“偏师”,但此后逐渐发展到同中共陆、海、空三军以及第二炮兵地位相当,且规模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精良,官兵待遇亦越来越高。中共武警人数发展迅速,外部估计,中共武警部队的总兵力估计达150万,包括超过半数的80万内卫部队。

大陆官方侵权事件越来越多,民众抗暴维权的群体事件也随着暴增。在2000年后,尤其是周永康接掌政法委之后,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

武警成为了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民众的主要暴力武装。2006年,中国武警司令和政委撰文,要求部队向应付大规模群体事件方向转变,其实就是要准备应付大规模的民众请愿骚乱。

2006年,中国武装警察连级(中队)以下携械行动批准权力,下放给省级政法委。(团级(支队)行动则由中央政法委批准,团级以上行动仍需中央军委批准),导致各地动用武警镇压民众抗议的次数剧增。

武警是江派政变的后盾
武警军队化、地方化是此前江泽民及周永康的政法委对抗胡温中央的战略之一。过去十多年来,江泽民耗费巨资建武警部队,将武警部队发展成“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的武装力量,藉“维稳”的名义,政法委和下属的公安系统可以调动地方上的武警力量参与对民众的镇压,并不受法律限制,中共军委难以插手。

被江派所把持的中共武警部队,涉嫌多次参与政变。江泽民、曾庆红、薄熙来、周永康图谋十八大后的政变从习近平手中夺权所倚仗的重要武装力量即是武警,包括王立军逃馆事件中,薄熙来曾动用武警包围美领馆,随后的3·19政变中,周永康动用的也是武警。

2012年的“3·19”政变中,驻守在中央政法委的武警特种部队对天鸣枪,与38军进行对抗。但38军的部队迅速将众武警缴械,当晚不少北京市民都听到枪声。事后有说法称,“3·19”当晚发生的是一场未遂政变,政变主角正是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目的是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大连实德富商徐明。胡锦涛急调38军入京,同政法委大楼外的武警发生对峙。

武警部队在名义上是接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但其实际掌控权在国务院的公安部之下,其实也就是主要掌控在政法委手中。此前周永康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其年维稳经费曾经超过军费开支,到最后政法委权力坐大,成为“第二权力中央”,胡温“政令难出中南海”,很大原因就是周永康依仗其掌控的武警力量。用中共的话讲就是,周永康不仅手握“刀把子”,还握着武警部队这个“枪杆子”。

习近平清洗武警江派势力
习近平掌权后,武警中江派势力成为其一个严重威胁。有消息来源说,刘源此前曾对习近平直言:“两会前不管(武警问题),政变或难避免!”

习近平在军队展开反腐风暴,武警部队是重灾区,上届武警高层几乎被一锅端。

2016年12月29日,中共官方宣布,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因涉嫌受贿犯罪,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王建平也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首位落马的现役上将。王建平担任武警部队司令员时,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同时他也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属下。习近平当局2014年将王建平调职,主要是为了将他调离武警权力基地。

中共2016年的六中全会公报中,证实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牛志忠中将严重违纪,已被开除党籍。武警副司令员戴肃军中将2016年10月20日被带走调查,副司令员潘昌杰、副政委姚立功被免职。

十八大以来,武警部队被密集清洗,已有多名高级军官落马,如广东省公安厅党委原副书记武警少将蔡广辽、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武警少将刘占琪、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委武警少将王信、天津消防总队原政委武警大校徐豪元、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工程师武警大校缪贵荣、新疆公安边防总队原总队长武警大校张根恒、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副司令员武警少将翟木田、武警福建总队原司令员武警少将杨海、武警工程大学原校长武警少将沈涛、武警江苏总队原司令员武警少将于铁民等。

为何上海武警异动
问题回到现在,武警部队原先受地方政府和公安部双重领导的“地方势力”转变为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了,习近平上任后也对武警部队原本的江派势力做了深度清洗,既然是这样,那么上海市这次是怎么指挥得动武警上海总队的呢?

当然,一种可能是上海地方政府向中央军委请示获得批准,调动武警。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个先例一开,各地将会纷纷效仿,形势将会大乱。

那么,最大的可能只有一种:在贸易战和武汉疫情的冲击下,中共高层的分裂加剧,内斗已经公开化,习近平无法有效控制全国各地政府,特别是江派势力盘踞的上海市。而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调动武警的新闻高调出现,也显得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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